跳至內容

胡濟邦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胡濟邦(1911年11月1日—1995年2月7日)女,浙江永康人,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記者、外交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1][2]

生平

[編輯]

參加學生運動

[編輯]

1911年11月1日(農曆九月十一日),胡濟邦出生於永康縣古山鎮一個貧苦家庭。早年入崇正小學(即古山小學)學習。1923年秋,考入永康縣初級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經二哥胡濟川幫助,入山東濟南東城根中學。1927年,考入杭州一所女子法政學校,開始接觸革命思想。1928年夏,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在國立中央大學期間,接受了馬列主義,加入反帝大同盟(中共領導的群眾團體,任弼時潘漢年等曾參與領導工作)。[2][1]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1931年12月,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抵達南京。12月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安慶蘇州濟南等地學生3萬多人,從中央大學出發,舉行聯合總示威。國民黨當局鎮壓南京珍珠橋《中央日報》社門前的示威人群,一名學生死亡,100餘名學生受傷,60餘名學生被捕,史稱「珍珠橋慘案」。其時,胡濟邦為中央大學「護校委員會」13名委員之一。1932年夏,因參加抗日運動,胡濟邦被中央大學開除。21歲的胡濟邦當即赴北平,到北京大學旁聽,同時參加革命活動。在北京大學期間,胡濟邦學會了日語拉丁語世界語。胡濟邦一生先後掌握了英語法語俄語日語匈牙利語拉丁語等語言。[2][1]

任職國民政府

[編輯]

1933年春,經在國民政府兵工署預算處當會計的四哥胡濟時介紹,胡濟邦任兵工署署長俞大維的兒子的英語家庭教師。胡濟邦外形俊美,善長交際,很受俞大維全家上下喜愛。俞大維對胡濟邦從不懷疑,還曾主動與胡濟邦談論中國國民黨內幕消息。1933年7月,俞大維上廬山參加蔣介石為制定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紅軍行動方案而召開的軍事會議後,回到南京家中對胡濟邦說:「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共軍的詳細計劃。我看朱毛紅軍這次恐怕不長了……」胡濟邦由此判斷俞大維有蔣介石的剿共計劃,隨即從俞大維自廬山帶回的軍事文件中找出有關材料並拍照,送交黨組織。不久,江西瑞金中央蘇區的紅色通訊社刊登了這些絕密文件。[2][1]

1933年夏,經二哥胡濟川、老師何浩若推薦,又有俞大維、胡濟時說合,胡濟邦憑英語流利,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國際司五科(護照科)任科員(屬薦任級官員)。1934年春,胡濟邦經盧濤(盧志英)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院立法委員、中共秘密黨員王崑崙來找胡濟邦,請她辦幾張赴蘇聯的護照。當時在白色恐怖下,若按正常渠道申請護照,便是自投羅網。所以中國共產黨人通常自滿洲里新疆偷越國境到蘇聯,但很危險。若有護照則可安全方便地出國繞道去蘇聯。王崑崙很快就從胡濟邦處取得16本護照,但將護照從南京送往上海有關人員手中仍是難題。由於王崑崙早已被軍統盯上,受到沈醉監視,所以胡濟邦假扮王崑崙的情人,以到上海度周末為由,雙雙從南京到上海。沈醉在上海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周圍佈控,但王崑崙、胡濟邦在上海站下車後,沒有來王公館,胡濟邦入住東方飯店,王崑崙入住青年會,兩人隨即到此前約好的接頭地點,將護照交給中共黨組織。時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總管中央特科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當面夸王崑崙、胡濟邦:「多虧你們搞到了出國護照!」[2][1]

蘇德戰爭記者

[編輯]

1934年,胡濟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胡濟邦被派任為中國駐蘇聯使館隨員(新聞專員)。中共黨組織交給她的任務是,利用使館的崗位為中共也包括為聯共(布)做工作。1936年初,胡濟邦乘蘇聯破冰船抵達海參崴,隨後坐火車9天9夜,穿過西伯利亞來到莫斯科。此後在蘇聯工作生活13年。1937年,曾赴英國法國德國瑞士考察。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胡濟邦兼任中蘇文化協會駐蘇代表,該兼職後來又使她兼任《中蘇文化》雜誌駐蘇記者。[2][1]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蘇德戰爭爆發。當天清晨,廣播中傳出該消息以及莫洛托夫的講話時,正在莫斯科的舊使館寓所洗頭的胡濟邦非常震驚。當時胡濟邦正在莫斯科計劃經濟學院學習,她隨即趕到學院。此後,胡濟邦親歷了蘇德戰爭全過程。從1941年到1946年,胡濟邦在中國《中蘇文化》雜誌上發表大量有關蘇德戰爭各戰場的戰地報道,例如《解圍前的列寧格勒》、《列寧格勒的九百個日日夜夜》、《解放後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會戰》、《慶祝全民勝利中的莫斯科》,還有大量戰地照片。胡濟邦回憶道:[2][1]

在蘇德戰場上,我帶着愛,帶着恨,真實地記錄下許多戰時的實況。我和埃德加·斯諾先生在斯摩棱斯克森林時遇到了3名蘇軍女戰士。她們對我們說:「我們無法容忍德國鬼子,現在只有一條路,在森林裏當獵人。」我問:「獵物多嗎?」她們笑了:「德國人就是獵物呀!」這個姑娘說得好兇險。我問她殺過人嗎?她說她看着開槍打倒了德國鬼子。我對斯諾說,蘇聯必勝,德軍必敗。

1942年春,胡濟邦曾赴伊朗埃及考察。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剛剛結束時,1943年初,胡濟邦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英國記者夏庇若即被批准到斯大林格勒採訪。胡濟邦帶着煙酒及自己包的餃子,乘軍用飛機到斯大林格勒。城內一片廢墟,德軍屍體血肉模糊,散發出焦糊味。蘇聯工兵正在引爆殘留的地雷、炸彈。蘇軍第62集團軍司令崔可夫將軍舉行晚宴招待記者,並單獨接見胡濟邦作長時間採訪。當時,崔可夫派副官將胡濟邦接到司令部,胡濟邦踏着齊膝積雪前往,崔可夫本人在指揮所(設在離前沿陣地300米的伏爾加河岸上的洞穴里)門口迎接。崔可夫介紹,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異常殘酷激烈,希特拉動用150萬兵力,短時間內向城內投下100萬枚重型炸彈,一天裏蘇軍司令部里就有61名參謀犧牲或負傷。「但是,冒着猛烈炮火的蘇聯軍民就死守在伏爾加河岸邊,巋然不動。德軍寸步難行,無法前進……最後殲滅德軍35萬人。」崔可夫在抗日戰爭初期曾到中國任蘇聯駐華使館武官,他讚揚了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跡,並笑着告訴胡濟邦自己身邊還留着一支中國製造的大手電筒。在崔可夫的前線指揮所,胡濟邦見到被俘的德軍元帥鮑盧斯及其部下的坦尼爾中將、史列麥中將、德斯伯少將、烏爾夫少將、米特留準將。鮑盧斯在一間小屋裏接受了胡濟邦的採訪。就是這次赴斯大林格勒的採訪中,斯諾為胡濟邦拍下了一張著名的照片:「全副武裝」的胡濟邦在零下40攝氏度的寒風中佇立在斯大林格勒街頭。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大捷後的第四天,1943年2月6日,胡濟邦從戰地向中國發回一萬多字的專電《解放後的斯大林格勒》,這篇長篇通訊成為歷史的記錄。[2][1]

胡濟邦在回憶蘇德戰爭時說: [2]

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爭爆發後,我擔任《中蘇文化》駐蘇記者,親身經歷和目睹了這場戰爭。在戰爭期間,我曾以記者資格與各國駐蘇記者同往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莫斯科戰場、克里米亞波羅的海烏克蘭各戰區。同時,我也曾去過基輔,參加了基輔對德國戰犯的審判;參加了戰時及戰後在莫斯科舉行的各種國際會議:如四外長(指1945年10月美、英、蘇、中四國外長)及三外長(指1945年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各國政府代表團與黨政領袖之訪問莫斯科以及蘇聯最高會議等,均以記者或新聞秘書身份參加了他們舉行的記者招待會。

在蘇聯期間,以及在1950年代中期,胡濟邦充分發揮語言天賦。她和蘇聯斯大林元帥說俄語,俄語是在蘇聯學的;和美國羅斯福杜魯門總統,英國張伯倫丘吉爾首相說英語;和法國戴高樂將軍說法語,法語她在蘇聯學過兩年;還用俄語和匈牙利語採訪過南斯拉夫鐵托總統、匈牙利卡達爾總書記、馬羅山副總理。胡濟邦曾在馬列周恩來外事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匈牙利大使)之前任周恩來的俄文翻譯及秘書,還曾臨時為葉劍英聶榮臻當俄語譯員。胡濟邦給接受她採訪的各國政要、名人以及各國記者留下深刻印象。[2][1]

戰後與歸國

[編輯]

1945年5月9日德國投降當天,胡濟邦寫下了《慶祝全民勝利中的莫斯科》。1945年夏,胡濟邦隨蘇聯紅軍羅馬尼亞波蘭。1946年,胡濟邦考察瑞典芬蘭丹麥南斯拉夫法國。1946年,胡濟邦應南斯拉夫政府邀請,參加了米哈濟維奇審判案,並且單獨考察了南斯拉夫全國6個共和邦,調查採訪了部長、基層幹部、士兵,最後在黑山採訪了鐵托總統,她此行還列席了巴爾幹經濟委員會以及保加利亞領土委員會會議。不久,在巴黎召開的解決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領土問題的會議上,憑藉對南斯拉夫情況的了解,胡濟邦撰寫了一份3萬多字的考察報告,對問題解決起了積極作用。1947年,胡濟邦考察捷克斯洛伐克波蘭。1948年,出訪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法國、瑞士。[2][1]

1949年3月底,胡濟邦離開莫斯科回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濟邦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籌建工作。1949年11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胡濟邦任外交部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缺乏有外交經歷的外語人才。周恩來為即將赴任的駐外大使及夫人們請來閻寶航、胡濟邦教授外交禮儀[3]。這批駐外大使及夫人們都是從太行山延安的革命隊伍里成長起來的,大使們許多都是將軍,閻寶航、胡濟邦教授得非常細緻。將軍外交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耿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瑞典大使兼首任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緬甸阿爾巴尼亞大使)回憶道:[2][1]

記得有一次,我們這些大使和夫人們,在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和胡濟邦的率領下,全體人馬開到北京飯店舉行綵排。綵排的主要內容是吃西餐,包括怎樣安排主人和客人的座位,怎樣執刀弄叉,怎樣切肉喝湯,怎樣鋪餐巾,怎樣抹黃油等等,每個人都全過程地演練一遍,直到閻寶航和胡濟邦點頭滿意為止。

1950年代中期,根據劉少奇提出的應派一些老記者出去走走的指示,胡濟邦離開外交部,調到《人民日報》國際部任記者評論員,同時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2][1]

1979年,胡濟邦的丈夫畢季龍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胡濟邦調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在美國紐約任職6年,直到1985年卸職。[2][1]

1995年2月7日,胡濟邦在上海逝世。[2][1]

後事

[編輯]

2015年5月7日,在出席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並訪問俄羅斯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俄羅斯報》發表署名文章《銘記歷史,開創未來》,其中提到:「中國女記者胡濟邦以柔弱之軀全程經歷衛國戰爭,冒着炮火報道了蘇聯人民的堅貞不屈、法西斯軍隊的殘暴、俄羅斯軍民勝利的喜悅,鼓舞了中俄兩國軍民抗戰到底的決心。」[4]

家庭

[編輯]
  • 二哥:胡濟川
  • 四哥:胡濟時
  • 丈夫:畢季龍,中央大學同學,聯合國副秘書長。

參考文獻

[編輯]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蒋晓星,外交奇女胡济邦,世纪风采2014年第5期. [2015-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06).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宗道一,胡濟邦:跨越新舊中國的女性外交官與記者,湘潮2006年03期
  3. ^ 應躍魚. 神秘的女记者外交官. 國際新聞界 (中國人民大學). 1993, (01): 67–70. ISSN 1002-5685. 
  4. ^ 习近平俄媒发文 谈及毛岸英转战千里直至攻克柏林,凤凰网,2015-05-07. [2015-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10). 

外部連結

[編輯]
  • Robert Bickers. Our China spies. Visualising China Blog. [2017-0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