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聚集在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的群眾。時間為1947年2月28日

專賣局台北分局建築物的現狀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及其後3月至5月間國民黨政府將派遣軍隊對台灣人民進行一連串鎮壓的清鄉事件，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武裝衝突、軍隊鎮壓平民、當地人對新移民的攻擊，以及事件初始時少數族群間的衝突等。

該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翌日。同日，市民包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抗議，遭駐署的衛兵攻擊，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而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觸發由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因貪腐失政所累積的民怨、省籍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以及台灣當地人和外省人之間的族群衝突。省籍衝突與互相攻擊事件不斷發生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最終導致國軍部隊鎮壓。此事件中，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死亡人數有少於一千人至萬餘人乃至數萬人的概括估計，於是中華民國政府以透過道歉、金錢賠償等方式加以補償受害者家屬。

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由於台灣人缺乏瞭解對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導致期望落空，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缺失，官民關係惡劣、軍紀不佳。在經濟方面通貨膨脹與失業等嚴重問題，且不當之管制政策加劇。因而逐漸形成一股不滿政府的廣泛情緒爆發。事件後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亦使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並無關係；當時並幾乎沒有台獨聲音，國民政府及許多泛藍人士卻還存在這樣的誤解，這是「陰謀叛亂」、「鼓動暴亂」、「台灣獨立」、「陰謀叛國」、「臺灣人與共黨合作」，也以藉口捕殺林茂生、陳炘、洪炎秋、張秀哲等懷抱強烈祖國認同的台灣人，使台灣人民的祖國夢碎。二二八事件及泛藍對此的觀點成為日後台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大誘因。

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向美國、中華民國、蘇聯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內的所有日本統治區域的管理權。依照同盟國所達成的開羅宣言，在甲午戰爭中由滿清割讓給日本的臺灣、澎湖等島嶼將歸還給中華民國。於是在總理日本接管事務的盟軍太平洋司令麥克阿瑟的指示日本，將臺、澎等地區交由同盟國成員中華民國接管。雖然戰前（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的統治下，台灣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現，但仍未能完全脫離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搾取造成許多台灣人民不滿，而這種不滿的情緒便開始轉化為對中國的熱烈期待，並在陳儀於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來台接受日本投降時達到高潮。同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

戰後的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武力革命活動日熾而依然動盪不安，雖然美國於1946年1月開始派遣馬歇爾上將介入調解，但終歸失敗收場，並自同年6月起展開全面性的國共內戰。

受此影響，大陸的經濟情勢江河日下，當時通行的法幣一再貶值，民生物資飛漲，又加以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貪污腐敗問題嚴重，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中國國民黨，轉向支持宣揚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政府軍在一連串戰略錯誤、作戰失敗下逐漸陷入被動、士氣低落，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勢力則越來越強大。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

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接管之後又大量印製鈔票，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中國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後來的幣制改革中，1元新台幣換四萬舊幣）。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與殖民政府的財產，並拆裝賣往大陸，另一方面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並利用各種關係排擠民營公司，並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了台灣與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繼續延續日本殖民地方式處理台灣，甚至變本加厲，讓原本期待結束殖民對待的台灣人感到更加失望。

日人撤出台灣，台人認為有更多的參政機會，但是國民政府在臺灣政治控制上，重要職位幾由外省人控制，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十七位縣市長中，僅四名本省人，且均為返自重慶之「半山」，並不受台人歡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之職，更是引發台人不滿。相較之下，在日治末期，台灣議會有半數官派，半數民選，竟然臺灣日治時期，本省人反而有更大的自治權力。

接管台灣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例如把持機關任用私人、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常為媒體所報導，而暫駐台灣的中國軍隊則是軍紀敗壞，例如乘車食餐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借，乃至有偷搶拐騙、開槍傷人、姦污婦女等事情發生。此等缺點與日治時期日本官員的高行政效率、紀律嚴明形成強烈對比，也使得台灣人民越來越輕蔑與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民。

當時台灣剛經歷50年日本統治，四處皆可見到日文，舉目皆是日本風味，甫歷經中日八年戰爭來台的大陸人對於當地文化感到適應不良。從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不選擇參戰，部分地區卻因日本殖民教育灌輸下出現少數人加入日軍侵華作戰的現象，許多外省人因此遷怒於台灣本地的親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戰後被視為漢奸，並有受到緝捕的情況發生。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與當時握有控制權的外省人不信任本省人，認為本省人被日本「奴化」，這些誤解再加上當時大多數的本省人不會國語（大陸稱[普通話]），造成當時的本省人認為無論在社會權力或工作職位上均受不公平對待，十分不滿。

文化界和學生曾展開要求民主與經濟改革的活動。對此，擔任福建省首長時期的陳儀所主政當局採取了「寬輿論，緊經濟」的政策。一方面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但同時也未採納意見。228事件發生後，陳儀致電蔣介石委員長，台灣發生叛亂事件，但隱瞞事實真相；惟台灣省全體參政員上電蔣介石，說明事件原因及公署嚴重失政，並建請根本改革台政，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但此說明不為蔣介石所接受。最後蔣介石長下令「清鄉」，陳儀趁機採取高壓手段大肆屠殺，釀成悲劇。

事件經過

導火線與台北的動亂

228事件起始點：南京西路與延平北路交接的現況

2005年底被拆除殆盡的原天馬茶房舊址；空地上掛了條『向228英靈致敬』的布條。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面，天馬茶房前(25.0540029°N 121.5123282°E / 25.0540029; 121.5123282)，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婦人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於是查緝員沒收林婦所有販賣的香菸及身上所有的錢財。

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求饒，要求至少歸還經過繳稅的公煙，但查緝員堅持全部沒收。林婦的糾纏讓查緝員心生不耐，同時紛擾也吸引越來越多的圍觀民眾，讓查緝員大為緊張，又加上語言不通等因素，林婦被葉得根以槍托擊傷頭部，頓時血流如注。圍觀民眾目睹此景後，憤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逃到永樂町（今西寧北路）開槍示警，卻擊傷了在自家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出所，其後轉至警察總局，激憤的群眾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局，向警方要求懲兇，但由於警察局長官有意包庇下屬，市民眼見官吏濫開槍傷及無辜，卻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在隔天的2月28日，因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區展開群體罷工、罷市，許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還要求公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臺負責。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台北民眾聚集於警察局前焚燬東西。

於是在群眾抗議中，經商的外省人、公務員及其眷屬、來台旅行者受到無端報復。許多的暴行也傳出了。此時並發生民眾遷怒濫施報復於外省人事端。首先遭殃是本町正華旅社與虎標永安堂遭到民眾破壞。下午新台百貨公司亦被搗毀焚燒，乘機偷竊者則遭毒打。對外省人則毆打或焚燬車輛。民眾不僅燬物，在本町、台北車站、台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也有不少外省人無端挨打。大多是被棒打或棍擊，但未見有武士刀，攻擊婦孺老人的現象不太多，強姦只有傳聞。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癱瘓。

除了發生焚燒物品事件與民眾群毆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後大量抗議群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請願示威。過程中公署衛兵竟然不採取相關的法律行動，而是對市民無預警開槍掃射，當場造成民眾死傷，使民眾情緒更為憤慨。

所以民眾在對抗公署的同時，也對外省人進行一連串「打阿山」的暴力行動。抗議民眾因此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下午三點，警備總司令部眼見情況險峻，於是緊急宣佈戒嚴令，並開始派遣武裝軍警巡邏市區開槍，掃射民眾。

至此，一年多來的台灣人民積怨再加上臺灣地區的行政長官處理不當，終於從3月1日起爆發了蔓延全島的反政府行為。

初期的政治交涉與武裝衝突

一般認為，二二八事件初期本質是一年半以來的積怨所爆發出來的排斥外省人的暴動。之後所稱的反抗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一方面，台北與台灣各縣市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

因軍警戒嚴令後開始大規模開槍射殺街頭民眾，使得各地憤而反抗，其中又以在中國大陸中共的授意下，台灣共產黨領袖謝雪紅趁機在台中號召「推翻國民政府」的二七部隊最為有名，各地的反抗也以這支勢力維持最久。此外，較有規模的衝突還有鄒族所帶隊的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高雄駐軍與反抗勢力的衝突。台灣西部地區的衝突較為嚴重，東部地區則大都只有小騷動。當時台灣局勢已演變至「叛國奪權階段」，反政府人士收繳各地軍警的武器達四千枝以上，地方政府卻已失去控制情況能力，憲兵團長張慕陶並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

至此，二二八事件已經演變成各地軍事衝突，台共亦首次開始在台灣領導武裝軍事抗爭，用以對抗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於是次日起，國民黨軍統開始大規模搜捕共產黨地下黨人員和中共間諜。

高雄武裝反抗與鎮壓

由國民黨軍隊操作、架設在救火車上的機槍。當時服務於聯合國的Dr. M. Ottsen在台南親眼看到該事件的發生。

3月2日至3月4日間，已經有來自台北與台南的人士進入高雄，發生武裝反抗國軍衝突，攻擊多處政府機關及部分外省人，並控制市政府。部分人士與高雄第一中學（今高雄中學）部分教職員及學生，組成學生軍，佔領校區。3月5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開始對高雄市區展開砲轟與掃射。於3月6日市長黃仲圖等為學生軍領袖涂光明等脅迫到壽山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談判破裂，涂光明被捕，彭孟緝派遣軍隊奪回高雄市政府、高雄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除了士兵及平民以外，也有多位高雄市議員在這場攻擊行動中喪生，或是被逮捕後處死。

武力鎮壓

陳儀表面上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佈的戒嚴令。但事實上陳儀對蔣介石隱瞞政府貪汙事實真相，將台灣人民汙名化為日本皇民、影射台灣人民受共產黨思想影響，產生「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為理由，暗中要求南京政府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

3月8日，蔣渭川等人致電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說明實際情形並請求暫緩派兵，蔣中正最初並未主張武力鎮壓，僅同意派一加強軍團來台「歸建」以防範意外發生。然而金陵官方並未查訪實情為何，即火速調派由劉雨卿率領的國軍第21師部隊抵台鎮壓，自3月10日開始，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之後，綏靖工作於是全面展開 。 國軍部隊分二路，由基隆港及高雄港上岸，進行南北夾抄，台灣全島開始圍捕，各縣市反抗國軍的勢力迅速潰敗，連中共掌握擁有警察武裝的台中「二七部隊」也無法有效抵擋，只能撤退埔里，經烏牛欄之役潰敗後，部分共黨戰死，剩下的化妝潛伏或撤離台灣，其餘人員自行解散。與此同時，許多本省籍的菁英如省參議員王添燈、畫家陳澄波、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等人均於此波攻擊行動中慘遭殺害。

經過一週的掃蕩及強力整肅後，國防部長白崇禧於3月17日奉令來台宣撫巡按調查，在報告中嚴批陳儀。來台亦是宣告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並聲明政府將以和平寬大的方針處理，除奸徒、共黨、圖謀不軌者決予嚴懲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

當年派赴台灣鎮壓的第21師，事隔兩年之後，於國共內戰上海保衛戰中，軍長王克毅丟下部隊，國軍第21師於1949年5月25日遭共軍殲滅大部，殘部於26日列隊投降。

清鄉掃蕩

遭國軍部隊處決的民眾

雖然各種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捕殺行動，表面上也暫時結束。但實際上國民政府在台灣各地才正式展開縝密的清鄉工作，整肅可能的反政府分子。軍事鎮壓行動之後，繼之進行清鄉工作，其主要目的在於完成逮捕潛逃嫌犯、收繳武器軍品、清查戶口、辦理自新、取得連保連坐切結等。

基隆和平島的琉球人聚落，約有30餘名居民，在國軍上岸後的掃蕩屠殺中遇害。

不過武力掃蕩因為政府在施行之前已有詳細的規劃部署，而且事實上各地的動亂未如公署宣傳之嚴重，故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料中迅速，除中部地區「二七部隊」之殘部有較長久之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但是仍有遭到網羅罪名的嫌犯或私人報復挾怨報復舉發之情況，也有軍警與憲兵未詳加查證即貿然逮捕之冤獄。甚至有些不法軍警藉機勒索敲詐，或順手掠奪私人財物等非法行為。當時軍事當局未能有效防範和控制，軍紀教育亦未欠缺所致。

4月11日，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出面揭舉「奸黨全部陰謀」，同時強調綏靖工作將於月底前完成，官方同時並訂頒連坐辦法以肅清反對勢力。在此次行動當中留名的受難者，大都死於3月到5月之間。之後零星的鎮壓繼續持續了大約9個月，許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國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槍決，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在4月18日，陳儀發佈「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其中包括謝雪紅、廖文毅、蔣渭川等共30個人。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嚴，清鄉事件亦至此結束。但是各地街頭仍然有零星的士兵殺人事件發生。。

各族群參與情況

台灣原住民的參與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原住民參加反抗，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是其中一例。1947年3月1日鄒族的青壯年，晚上11點左右開始從樂野出發，走向觸口。當時集合了所有鄒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軍械庫。並進而圍堵嘉義水上機場。之後由於主戰、主和意見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鄒族部隊撤回山上。

族群衝突與外力介入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台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在長官公署的科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台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國軍登陸後，由於當時軍紀不甚理想，所以立即採取報復行動。

事件爆發後，部分地區亦有中共及其同黨於乘機介入，如台中地區主導「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不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機構，更利用青年學生以武裝「二七部隊」組織，在處委會的議會路線之外，另闢一條武裝路線。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後，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有各地民眾曾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飛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烏合之眾; 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有出現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在他台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本省人護士的保護。

受害者的平反

隨著1970年代後半興起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自由化，台灣民間渴望平反二二八的聲音逐漸出現。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間人士捐款設計建築完成，碑文中呼籲：「政府公佈事實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難者家屬、興建紀念碑、制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

台灣實行民主化以後，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開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任首屆董事長。1996年，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佈訂定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並把二二八事件主要發生地點之一的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為名的該紀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橋、始石、跳石、終石、陽石、陰石、甕、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鋼鐵等建物設置。這些建物表達了對該歷史事件的追訴、記憶起始、哀慟、寬恕、停留緬懷、悼念罹難者、低頭沈思、族群融合等隱含意義。

同年，中華民國行政院通過訂定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並為國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國國民黨前任主席連戰曾在2003年與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灣人民公開道歉。其中，中華民國現任總統馬英九則於2006年將此事件解釋為「官逼民反」，並代表國民黨道歉認錯。他表示將二二八紀念日降半旗，甚至將二二八視為國殤也不為過。

二二八紀念公園

File:Taipei 228 Monument.JPG

位於總統府附近的台北二二八紀念碑

• 1997年2月28日，台北228紀念館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內開館。
• 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成立，作為南台灣二二八歷史研究之據點。
• 2006年2月19日，陳水扁總統出席「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發表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元兇，應負最大責任。
• 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屆滿六十週年，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臺灣教育會館）正式揭牌成立，並於2008年2月28日開館營運。

此外，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亦開始逐步公開予民眾和學者進行研究。

政府態度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二二八紀念館，建築前身為臺灣放送協會（THK）的台北支局。

中華民國政府在民主進步黨執政之前，官方視二二八事件為一場反國民政府統治的民變，解嚴前更認為二二八是中共當局策動共產黨所煽動的騷亂，爾後開始出現族群對立或是族群衝突的解釋，更名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在早期台灣為敏感話題，過去政府對於事件的原因有各種不同解釋，並且以「不要挑起族群衝突」為由要求不要揭露二二八，例如1988年擔任行政院院長的俞國華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發事件來擴大事端」，又說「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紛爭自古便有。當年滿洲人入關殺了很多漢人，滿洲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1989年擔任國防部長的鄭為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謝雪紅等臺灣共產黨分子「幕後策劃」。

直到解嚴後，才開始有較為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一分鐘，新版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包括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於1995年將台北市的新公園改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親臨落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同年公佈《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並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事件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

評價與影響

二二八紀念碑內部之甕與手印

根據李筱峰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他們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國做為認同的對象，並未尋求獨立於中國。但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期由於中共直接參與暴動，讓國民黨政府非常恐懼，其認為若暴動成功，則很可能造成中華民國徹底滅亡，而中共掌握台政權。在這次事件以後，面對國民黨政府害怕中共進一步滲透入台灣這個中共當時影響很小的地區，針對台灣的高壓統治，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仇恨逐漸加深，部份台灣人漸漸產生想要追求獨立國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例如台灣獨立運動開創元老廖文毅與廖文奎兄弟。美國學者Meisner表示：「『二二八』一詞，不僅僅是海外流亡之台灣獨立團體的口號，更是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象徵。」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死傷極多，影響深廣的歷史事件。

因為二二八事件多少牽涉到省籍問題，不少老一輩的臺灣人將這次悲劇歸納為中國大陸來的外省人欺壓，而在二二八死亡陰影及後續長達38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之下，對此事件隱諱不談。另一方面，在過去傳統國民黨所掌握的中華民國政府將事件等同為共產主義、台獨，造成外省族群對事件的負面看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的制度，使得在 1950-61 年間參加高普考的外省籍考生有實質的優惠。其次，實際上更重要的另一個取得公務員資格的管道--- 特種考試,雖然沒有分省區定額錄取的設計,但是其中 1958-81 年間的退伍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其錄取人數之多與錄取率之高，使得透過這個管道取得公務員資格，出生世代與 1950-61 年間參加高普考者大約相當的外省人,實際上是享有省籍優待的。另一方面,後來的 1937-49 及 1950-60 年出生的世代,外省籍與本省籍公務員的薪資並沒有顯著的差異,這也印證了高普考分區定額錄取和特種考試的省籍優惠在後期並不顯著存在。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容易在商界得以先獲得政府有利消息，讓本省人長期在社會、以及婚姻上、就業上對外省族群的相當排斥感。二二八事件爆發，張超英之父張月澄和台灣五大家族的「基隆顏家」顏國年子顏滄海是少數被釋放的知識份子，張月澄在拘留所時曾親眼見到林茂生和陳炘，最後兩人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對此張超英表示：「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當他（張父）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人對於軍人、公務員等相關行業的畏懼及怯步，因而造成早年台灣軍公教人員以外省籍比例較高的現象。然而也有觀點認為，更根本的原因是當時政府堅持中國法統的制度，與國民大會有虛設各省代表一般，使得客觀上限制了台灣人在政治與經濟等各方面的參與。例如：早期在公務人員的考試錄取名額上是以內各省比例的人口數比例來制訂的，所以，在台灣雖然以台籍本省人口為多，導致錄取的人數卻是外省籍居多，此種現象至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開始在人事上採取『專業化』、『臺灣化』、『年輕化』政策因應，才使得政府機關開始邁向今日本土化的腳步。

台灣人民在遭遇二二八事件後，到蔣經國時代晚期白色恐怖結束為止，人民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幅滑落，許多知識份子懼怕迫害不再談論或涉足政治。當代國民黨政府亦藉此加強對台灣地方的控制，結合地方派系擔任地方官或提名參選民意代表或操控人民組織（如農會、漁會、水利會），結合地方政府機關以左右甚至控制選舉；職位則用來鞏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勢力。近年來這些族群問題愈來愈激化，對於外省人反感的省籍情結是起源於二二八事件，並表現在言論，行為以及政治傾向上，可見此事件對台灣有著深遠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40至50年代稱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起義」，對起事者予以贊同態度，並給予台灣民眾高度評價，並數度指責國府野蠻製造白色恐怖。香港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的親共媒體《大公報》在報導二二八事件時亦多用起義形容，而此時中國則反而由於二二八所帶有的台獨性質，轉為避而不談二二八，反而和國民黨統一口徑稱之為「二二八事件」，在輿論上支持國民黨。

而中國大陸另外一個疑點是陳儀親共的身份，陳儀在台灣將台共逼上絕路，國民黨在二二八之後捕殺共產黨超過2000人。陳儀自己卻在國民黨全面敗逃中國大陸前，曾要求湯恩伯投共，但自己最後卻因「通共」的罪名遭處刑。

事件受難者

罹難人數

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發生年代久遠，加上國民政府的漠視，一直都有所爭議。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補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傷亡數字，原因有七項，在二二八基金會官網有詳細說明。。

若干人士往往引用楊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註銷12萬有籍無人的戶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一個參考數據。但是台灣戶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戶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12萬人，沒有一個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後還有戶籍。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戶沒有戶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一點關係都沒有。

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

• 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
• 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
• 《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
•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死3200人。
• 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
• 監察委員何漢文 至少死7000至8000人。
• 《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
• 台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台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
• 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
• 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
• 美國駐台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 死2萬多人。
• 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 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

部分受難者列表

以下所列人物為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並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列表，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裡只是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澄波：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畫家；時任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飛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未經審判公開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 陳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 陳能通：淡水中學校長。
•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的弟弟。當時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蔣渭川雖然逃過一劫，但其女兒蔣巧雲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 盧園：淡水中學化學老師。三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查看校長而遭兩個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經淡水河以舢舨送雙連馬偕救治，不治身亡。
•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 黃媽典：日治時代任朴子街長，事變時任台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
• 李瑞峰：律師。
• 李瑞漢：曾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
• 林連宗：台灣前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 林茂生：台灣歷史上第1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後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 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台北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228紀念館執行長）。
•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治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 宋斐如：台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 湯德章：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為候補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後，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在遭受酷刑後，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然後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湯氏被槍決後，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許以毛氈覆屍，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白氏來台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 王添燈：日治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憲兵用汽油燒死。
• 王育霖：日治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處死。
• 吳金鍊：《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治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導被害。
• 吳鴻麒：吳伯雄之伯父。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軍民糾紛，得罪一位軍官而惹禍。
• 蕭朝金：日治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盡酷刑後遭槍斃。
• 許錫謙：花蓮人。戰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7名幹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台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遊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楊照的外祖父。
•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後，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復。其二子張依仁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才免去殺身之禍，後避居日本。當時，臺籍人士林頂立任職保密局，借職務之便，誣告張七郎。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張家。因張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後，指示台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爾後，林頂立定居中台灣安享天年至1980年。張文成下落不明，一說他後來返回大陸。
• 潘木枝：醫生，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藥費的窮人，救了蕭萬長在內的許多市民的生命，事變時任民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3月25日與畫家陳澄波等多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公開處決，兒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後的清鄉掃蕩中。

部份倖存者和親歷者

• 張秀哲：原名張月澄，魯迅的台灣學生，台北人，事變時任長官公署經營的紡織公司協理，將許多戰後從唐山過來的朋友藏在自己的大宅裡，保護他們的安全，國府大軍到台後，被特務從家裡帶走，家族用盡政商關係，還送了大錢，才讓他免於被殺，從此躲在家裡不問世事。
• 洪炎秋：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的台灣學生，彰化鹿港人，和台南人宋斐如同期到北京大學留學，事變時任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校長，事變後被國府當局以「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撤職查辦，在自己的老師許壽裳力保下被釋放。
• 莊垂勝：洪炎秋的彰化鹿港同鄉，事變時任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館長，被推舉為台中市二二八事件時局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事變後被國府當局以「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撤職查辦，通過洪炎秋和許壽裳的緊密師生關係倖免被殺。
• 張深切：魯迅的台灣學生，南投草屯人，事變時任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教務主任，事變後蒙上「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躲藏了半年，通過洪炎秋和許壽裳的緊密師生關係及魯迅和許壽裳的兄弟情誼倖免被殺。
• 杜聰明：台灣醫學家，醫學博士，台北淡水人，事變時任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教授兼院長，事變後躲了半年，總算逃過國府軍警特獵殺。
• 蔡丁贊：台灣醫學家，醫學博士，台南人，台南市民營蔡耳鼻咽喉科醫院院長，事變時任台南市參議會參議員，後被抓捕，倖免被殺。
• 朱點人：台灣作家，台北萬華人，用日本語和漢語寫作；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捕殺。
• 呂赫若：原名呂石堆，台灣作家，台中人，用日本語和漢語寫作；「二二八事件」後左傾逃入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打游擊，被毒蛇咬死，是鹿窟紀念碑提到的白色恐怖受難者。
• 鍾浩東：高雄美濃客家人，鍾理和弟弟，事變時任基隆中學校長，後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捕殺。
• 蕭道應：屏東茄冬客家人，事變時任台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教授兼主任，後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抓捕，轉向。
• 柯喬治：美國外交官，在二次大戰前即住在台灣。在擔任美國外交服務幹事和副領事之時，目睹及涉入了二二八事件，後來將此經歷寫入《被出賣的台灣》。

相關創作

• 1970年，作家吳濁流在二二八事發當時任報社記者，並將其目睹的經歷寫入自傳小說《無花果》。在1970年以單行本首次出版即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查扣，直到1988年才正式由前衛出版社在台灣公開發行。
• 1989年，由侯孝賢導演的台灣電影悲情城市，故事劇情描寫國民黨政府治理台灣初期的情形
• 1999年，由林正盛導演的台灣電影天馬茶房，劇情敍述台灣在二二八事件之前、跨越兩個不同文化、統治方式的人民生活及警政軍與人民間的衝突。
• 2006年，中國拍攝了描述二二八事件中共產黨地下黨黨員一系列行動的愛情片《雲水謠》，劇中由中國演員陳坤飾演的中共地下黨員在二二八後被國民黨搜捕，被迫離開台灣返回中國大陸。

相關史料與研究

在解嚴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在發生後的四十年當中是一個高度的政治禁忌，解嚴後情況趨變。相關文獻枚舉數端如下：

事件親身參與者的口述歷史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聲。前衛出版社。
• 阮美姝，2003，孤寂煎熬六十年。前衛出版社。
• 陳明忠，2005，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台北：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
• 沈秀華，1997，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1，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2，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4，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許雪姬等，1995，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張文義、沈秀華，1992，噶瑪蘭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4，嘉義北迴二二八。台北 ：自立晚報。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a，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b，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c，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3，悲情車站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
•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4，基隆雨港二二八。台北：自立。
• 張炎憲、胡慧玲、黎中光，1995，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1996，台北都會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1996，淡水河域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口述歷史第4期：二二八事件專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朱昭陽回憶錄（台北延平學院關閉）口述歷史，新台灣文庫26
• 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2006，宮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官方史料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興唐，1992，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上卷（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台北：人間。
• 國史館，1997，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中、下）。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 國史館，2008，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至十八冊）。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 林德龍編，1992，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陳芳明導讀。台北：自立晚報。
• 王景弘編譯，2002，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台北：玉山社。

相關學術研究

（按照出版順序排列）

• Kerr, George H. 1965.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陳芳明編，1988，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Irvine，Calif.：台灣出版社。
• 李敖，1992-1998，二二八研究三集。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敖、陳境川合著，1998，你不知道的二二八。台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戴國煇、葉芸芸，1992，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台北：遠流。
• 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台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ou Wei. 1991.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或見繁體中文譯著：賴澤涵、馬若孟、魏萼，1993，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
• 陳翠蓮，1995，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台北：時報文化。
• 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1998，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Phillips, Steven E. 1998.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Taiwanese Elite under Nationalist Chinese Rule, 1945-1950. Ph.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 Hung, Chien-di. 2000. In Search of Taiwanese Identity: Trauma, Formation, and Recovery. Ph.D. diss., Drew University.
• 夏春祥，2000，媒介記憶與新聞儀式：二二八事件新聞的文本分析（1947-2000）。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論文。
• 陳宏昌，2003，二二八平反運動初探。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張炎憲等執筆，2006，《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 武之璋，2007，《一甲子迷障：二二八真相解密》。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 戚嘉林，2007，《台灣二二八大揭秘》。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黃彰健，2007，《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蘇聖雄，2009，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其他說法

• 二二八事件的引爆點有另外一種說法，顯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並非取締私煙造成，而是當時一位外省軍人向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女士）買菸，由於語言不通，在該外省軍人的手往口袋裡掏時，被群眾認為其欲掏槍，造成群眾衝突，進而爆發此一事件。然而對照當時警局在事後對林江邁所做筆錄內容相比對，幾乎完全矛盾且內容完全不符合，更讓一生追尋調查二二八歷史資料的阮美姝出面嚴厲反駁。
• 根據林江邁長子林匏螺的女兒：林素卿女士所言，阮美姝所訪問的父親林匏螺當時被曾祖父留在桃園龜山茶廠幫忙，未在台北目睹事件過程。姑姑林明珠則有前往台北幫住母親賣煙，是故林匏螺受訪於阮美姝之事件過程非為一手史料、僅為傳述史料。

其他

• 當時在台灣流行一句話：「狗去豬來」，形容日本人（狗）統治台灣剛結束，國民政府（豬）又來。狗還會看門，豬卻只會吃，顯示台灣人在國民政府取代日本人成為台灣統治者後，內心的失望與不滿。
• 1949年7月13日在澎湖發生了山東流亡學生反抗國府徵兵而導致流血衝突的澎湖七一三事件，被後人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
• 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也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去民心，加速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失敗的原因。

參考出處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nd，台中縣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及碑文[online]。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引用於2004年10月18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
• 李喬，1993，台灣（國家）的認同結構，見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1-22。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李筱峰，1995，一百年來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見李筱峰著，台灣，我的選擇！：國家認同的轉折，頁73-145。台北：玉山社。
• 李筱峰，1998，解讀二二八。台北：玉山社。
• 林宗義，蘇南洲，林淑芬，1999，邁向公義和平之路：弱者的苦難與策略。台北：林茂生基金會。
• Meisner, Maurice.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47-62.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Nancy Hsu Fleming，2009，狗去豬來：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蔡丁貴譯。台北：前衛。
• 若林正丈，1998，蔣經國與李登輝，賴香吟譯。台北：遠流。
• Turner, Ralph H., and Lewis M. Killian.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 Tzeng, Shih-jung. From Ho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 王育德，1979，台灣：苦悶的歷史，中文修訂版，黃國彥譯。東京：台灣青年社。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
• 楊碧川，1997，台灣歷史詞典。台北：前衛。
• 虞義輝，2001，台灣意識的多面向：百年兩岸的民族主義。台北：黎明。
• 張德水，1992，激動！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自國認識。台北：前衛。
• 周明峰，1994，台灣簡史。台北：前衛。

參見

• 228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
•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 中華台灣民主國
• 台灣獨立運動
• 台灣獨立運動相關條目列表
• 台灣歷史
• 台灣人列表
• 台灣問題
• 國共內戰
• 嘉義市彌陀路二二八紀念碑
• 中華民國歷史
• 省籍情結
• 烏牛欄戰役
• 二二八和平紀念碑
•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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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 中華民國立法院：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二二八專題
• 二二八和平週教學手冊
• 台灣二二八60週年

美術、影片、圖片

• 國立台灣美術館：二二八年代的美術見證
• 紀錄片《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林江邁》網站
• 民視台灣演義228大屠殺事件始末1/5
• 民視台灣演義228大屠殺事件始末2/5
• 民視台灣演義228大屠殺事件始末3/5
• 民視台灣演義228大屠殺事件始末4/5
• 民視台灣演義228大屠殺事件始末5/5
• 康阿裕氏證言

線上書籍

•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英文版；中文譯名：被出賣的台灣)
• Allan J. Shackleton: Formosa Calling: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February 28th , 1947 Incident（英文版）
• Ming-min Peng（彭明敏）: A Taste of Freedom: Memoirs of a Taiwanese Independence Leader (英文版；中文譯名：自由的滋味)